"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使用"宅基地"概念，并正式将宅基地由农民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该书作者将他有关宪政的理论及概念普遍地用于分析20世纪头十年中欧及东欧的宪政发展。本文并非期寄于对强世功的学术著作进行完整的概述，也不准备全面评述强世功对宪政的研究，我之前已经对强世功的《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一文做出初步的评论（Jiang,2010。

强世功透过福柯的政治哲学意识到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并非来自传统的国家强制，而是来自社会中弥漫着的那些无处不在、日益复杂精密的纪律机制。以美国为例，很多有关宪政的论述都是基于美国宪政制度及其政府架构合法性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假设之上（Fallon,2005）。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公民权。当中国宪政主义的纪律性权力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实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时，中国宪政才会真正踏入长久平稳的科学发展。明克胜认为官方正在试图扭转方向，将时针向后拨（Minzner,2013）。

基于此，中国宪法设立了两类责任义务。关于主权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王储执政演化为政府执政。来源：《法学》2013年第9期） 进入 龚刃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地征收 土地征收制度 。

第三，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征地。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首次列举了符合"公共利益"的几种情形，包括：（1）国防和外交的需要。可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要限于农业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只是一种占有权和使用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要进入土地市场，必须先由国家通过征收程序转化为国有土地，农民集体不享有对农村土地的处分权，垄断了土地市场的政府才是农村土地的最终控制者。

这种土地管理的行政审批制度，不仅构成了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限制，而且等于农村集体组织成了国家的代理人，集体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有土地。正是由于在土地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程序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农民无法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因而导致失地农民不得不采用上访、围攻等一些非正常途径解决问题。

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村委会只有土地管理权（第8条）。广东省"乌坎事件"就是由原村党支部书记领导村委会少数几个干部违法卖地等行为引起的。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正是在这种上下级关系之下，村委会干部在征地问题上通常都会代表政府行事，因为代表村民行事则会有较大的风险，甚至受到刑事处罚。与征地直接有关的法律也贯穿着"扬公抑私"的立法理念。此外，《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这种立法上的漏洞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实际掌握了"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为此，按照现行《宪法》第35条，应保障农民的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完善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

例如，在许多领域，国家立法的出发点仍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权限而不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多带有"扬公抑私"的特色。"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只有获得"青苗补偿费"的法定权利。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设有关于选举的第3章（第11-20条），但不少农村甚至连公开的选举形式都没有过。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中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或保障程度极低。2．集体所有权名不副实。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9.8%的失地农民虽然得到了补偿承诺但还没有收到具体的金额。总之，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制度和土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后果。

而被征收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仅土地租金就会比征收补偿费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多年来，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务工，但无论经济及就业形势多么严峻，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却长期维持在4.0%-4.3%的水平。

政府作为农地转为市地的惟一仲裁者，是农地转用后的真正'地主'，拥有获得农地并将其转给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性权力，由此也形成中国土地市场城乡分割、政府主导的独特格局。而这里所谓"国有土地"，实际上也多由地方政府控制和所有。

显然，按照《宪法》的上述规定，土地征收的权力应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3）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但如何有效地实施宪法，仍然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甚至在国家级贫困县也征地兴建了高尔夫球场。这是因为1982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极"左"思想的影响依然巨大，不少人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其他相关法律如《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也都没有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条款。

第二，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受到明确的限制。《条例》不适用于农村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更不适用于农村土地的征收。

在司法制度方面，由于中国各级地方法院在人事、财务等方面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二）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困境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特别是经过1998年修订后形成的现行土地管理体制表现为：以剥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发展权为代价，来实现耕地保护、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城市化等目标。然而，在中国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权利因违法征地受到侵害后通常都难以获得司法救济。至少可以说，全国人大在制定《宪法》第10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意愿和由包产到户而引起的改革大势，因而具有"扬公抑私"特色。"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

第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缺位的情况下，仅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征收的批准权与《宪法》第2条及第10条不一致。（5）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因此，农村土地名义上归集体所有，本质上却归国家所有。第二，授权各级地方政府有权批准土地征收，更不符合《宪法》第10条第3款关于土地征收主体的规定。

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自1999年至2011年这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12.75万亿元。